据人民政协报    杨奇，时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作人员。在他撰写的《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回忆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新政协运动的情况。

中共的上述倡议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全国民主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广泛响应和赞同。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著名人士郭沫若等，联合通电全国，热烈响应中共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倡议，认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他们同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指出此乃“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中共在“五一”节口号中发出的号召。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受权发表声明，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接着，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陈其瑗、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千家驹、曾昭抡、侯外庐等125人，以及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

在海外，“五一口号”同样得到广大华侨、华人的支持。1948年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就代表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热诚响应。随后，法国、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国的华侨代表，也先后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

旅居美国的冯玉祥，一直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多方为祖国的和平民主事业奔走呼号。中共“五一”文告发出后，他决心出席新政协会议，于是设法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当航行至黑海时，轮船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后来，同年10月，其夫人李德全终于带着冯玉祥的骨灰，回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随即投身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上述李济深等12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在1948年5月5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由于辗转传递，到7月底才送到西柏坡。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了复电，电文如下：

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促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此奉复，即祈谅鉴。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草拟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的电报，要他们按照毛泽东复电的精神，认真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同时，要把关于新政协的讨论推广到上海和旅居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商谈，共同进行筹备工作。从这时起，香港便掀起了一个“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座谈会、报告会一个接着一个，《华商报》上刊登的专论、“笔谈”也一篇接着一篇。

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首脑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奔走相告，甚受鼓舞；并且觉得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已为期不远。蔡廷锴作为一个军事家，对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认为“只要将东北、华北战争解决了，解放军一过长江，蒋军无法抵挡，全国很快就会解放”。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收到毛泽东复电后，他又到李济深寓所去，两人推心置腹，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

为了征求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以及北上交通等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的负责人，一方面登门拜访各民主党派的首脑，诚恳谈心，耐心听取他们的具体意见；另一方面则召开座谈会，大家发言，集思广益，然后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座谈会有两种：一种是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方方、潘汉年出面主持，邀请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出席，每次十多人，开会地点通常是在铜锣湾天后庙道4号4楼，也曾经在李济深寓所举行。另一种座谈会由中国民主同盟的周新民主持，人数较多，地点是借用湾仔一个单位的会议室，每次参加者约有三十多人。有时先由一人专题发言，然后漫谈讨论；有时则邀请有关知名人士作政治报告。不论哪一种座谈会，主题都是目前形势与新政协会议。

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主持的座谈会，先后开了八次，其中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的会议记录最详细，记录者是香港工委的统战委员罗培元。这次记录能够保存下来，实在难能可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座谈商讨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时间问题；二、关于新政协开会的地点问题；三、关于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单位、个人问题；四、关于第一届会议应解决的问题；五、关于会议由谁召开的问题。会上发言踊跃，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郭沫若、茅盾都作了多次发言，有些问题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李济深因当日有事请假，委托连贯转达他的意见，他主张等到解放军拿下平津之后，才在北平召开；李章达、谭平山则不同意。方方、潘汉年除了就北上的交通问题提出建议和征求意见外，对大家的发言并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是说明会将各人的意见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

许多事实都表明：中共中央的征求意见是严肃认真的，是尊重民主党派人士的。不论是方方、潘汉年主持的高层民主人士座谈会，抑或是周新民主持的更大范围的座谈会，会上反映的关于新政协的各种意见，都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后来又转给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筹委会。

在香港“新政协热潮”中，中共代表除了登门造访、促膝谈心、开会商讨之外，还通过新闻传媒批评当时社会上一些错误论调。此其时也，美国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一方面加紧援蒋，叫嚣美国空军可能直接参战；另一方面则加紧扶植“第三势力”，企图在爱国民主阵营中间制造分裂，拉出一些自由主义人物，在国共两党之间成立所谓“中立政党”。美国军事评论家鲍尔温露骨地说：“假使目前这个无能的政府（指南京政府）能够由一个或几个政府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军事上稍加革新，当然是很好……我们可能支援个别省主席及傅作义等精明能干的将领，各自割据一方。”一时间，什么“南北朝”“划江而治”“三分天下”，以及什么“退出内战，守土为民”等等论调，甚嚣尘上。为了批驳这些谬论，《华商报》和《正报》《群众》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例如：章汉夫和连贯在《群众》杂志上先后发表《论旧政协与新政协》《论新政协的道路》等文章，阐明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只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道路，只能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道路，其他道路都是行不通的。1948年12月2日，方方又在《群众》上发表《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一文，揭穿美国鲍尔温之流的阴谋，分析中间路线决无立足之地，最后指出“对于企图依靠美援独霸一方的小蒋介石，我们唯有以彻底的革命战争粉碎之”。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些代表中共政治主张的声音，对于揭穿美国培植“第三势力”的欺骗性，帮助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端正政治思想路线，从而把“新政协热潮”纳入正确轨道上来，是很有必要和很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