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政协报    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的细节，我们除了看到当时《华商报》不间断地报道外，就是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了。

罗培元，时任中共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以下是他在《方方与香港的新政协运动》一文中的回忆。

由于“五一口号”深得人心，分局负责人分头做了工作，民主党派留在香港的首脑，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促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救国会的李章达，民促的蔡廷锴，三民主义联合会的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于5月5日联名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表示：“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李济深等并联合通电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呼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接着全国所有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物纷纷发了声明、告同胞书或宣言等响应“五一口号”。在香港的其他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邓初民、陈其瑗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响应“五一口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于5月5日通电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对他们赞同“五一口号”主张表示“极为钦佩”，并请他们将召集新政协的有关问题与全国各界人士研讨，以“卓见见示”。毛主席这个复电公布后，留港各方面人士一致感到兴奋。实际上，紧跟“五一口号”发表之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关心国是的人士，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侨胞，以各种不同形式，在各种不同场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使新政协运动发展成真正为广大群众关心和参与的运动。

香港分局领导层和党外民主人士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交换意见方式灵活多样，也是多层次的。最重要、机密级别高的问题，往往是由分局负责人亲自登门商量。双周座谈会也有上中两个层次，像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茅盾、许宝驹、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邓初民、胡愈之、梅龚彬、吴茂荪（他是冯玉祥的代表）等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都在天后庙道统战委员会机关举行。每次开会，方方、潘汉年和连贯一定出席。中层的全国性民主人士约30多人参加的双周座谈会，在湾仔某单位的一个会议室举行，主持人一般是周新民。自5月起，在多种不同场合，各界人士以“目前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报告会，每次会议都有一两位高层民主人士参加并作主题发言或演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经济界，也各自召开多次集会，讨论新政协有关问题。所有的集会都反映出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民主联合政府即将诞生的兴奋、热烈的情绪，高、中层民主人士的集会还表现出对新政协召开的有关重大问题的高度的责任感。

在所有的讨论中，都是围绕着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参加范围、召集人、共同纲领及如何召集等问题发表意见。香港分局及时将这些意见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在讨论会正式发言中没人提出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但某些人提出的意见，也反映出不单是一般性的问题。

例如，在11月20日分局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到，就参加范围，虽然无人再提民社党及青年党问题，却有人一再提出让民社党革新派参加的意见，还有人提出国民党某些现任军政大员可否参加，甚至有人私下提出可否为他们预留席位；至于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问题，一直有人不同意用“新民主主义”，提出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中有人主张只用“民主主义”。可见，方方和分局其他主要领导不断揭露和批判“中间路线”，不是无的放矢的。

由此可见，方方和香港分局其他领导人在香港的新政协运动中，也和“五一口号”发出前一段时间那样，始终是协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抛弃对中间路线的幻想，把新政协运动纳入毛泽东主席在1947年2月1日提出的旧政协后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如高屋建瓴，如水之就下，把当年香港新政协运动一些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