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政协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此时已身在香港的郭沫若积极响应，他在香港社会文化活动以及其后北上途中系列文学创作都由此产生了重要变化。他此时文学创作的内容和特色无不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相辅相成，彰显出强烈的文化自信，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一

郭沫若一生之中一共三次到过香港，第一次是在1927年10月中下旬，在香港停留一个月左右，第二次是在1937年11月下旬，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第三次是在1947年11月到1948年11月，在香港居住了一年零七天。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前两次的香港之行，郭沫若都是深居简出，停留的时间短暂，很快就由香港达到了其它避难的地方，香港只不过是一个中转站而已。而第三次情形则完全相反，郭沫若此次香港之行虽是以避难为缘由，但是他在香港期间的表现则和前两次完全不同，无论是在此期间的社会活动，还是离开香港后的反响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外界对郭沫若第三次香港之行的原因解释时，过多考虑到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而忽略了对郭沫若本人内心情绪的探究。而郭沫若则通过作品创作折射出外界事物和社会事件对自己情感情绪的影响和变化，由此便造成了郭沫若本人与外界对于他第三次香港之行解释的差异。

1947年11月13日，郭沫若在临行之前的深夜中所写下的“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的诗句，依然在延续着他一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1905年，为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他决然结束留学生活返回祖国；1937年，为了祖国的抗战他毅然决然回国参战；这一次香港之行只不过是他强烈民族观的又一次体现，在他的心目中已然知晓了到香港后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据统计，从1947年11月16日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到1948年11月23日郭沫若北上解放区，在为期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郭沫若参加各种集会30余次，发表演讲10多次，涉及有关社会政局方面的文章占着这一时期郭沫若创作的绝大多数，而这大多数的文章中又有30余篇发表在《华商报》中，数量几乎是所有政论文章的一半左右。不仅文章多在《华商报》刊发，而且郭沫若还经常参加《华商报》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如：在1948年8月“应《华商报》副刊《茶亭》主编夏衍之约，始作回忆散文《抗战回忆录》，至十一月讫”（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上册，第569页）；“1948年6月28日“往《华商报》参加座谈会，在发言中将反对美帝扶日与七七抗战联系起来，更觉得今天必须坚决制止日寇卷土重来”（同上，第567页）；1948年8月10日“为《华商报》举办的笔谈《日本投降三周年的感想》作短文一篇”（同上，第569页）；1948年10月10日“应邀参加《华商报》同人举行的旅行野餐，并讲话”。

1948年5月8日，郭沫若参加了由《华商报》编辑部主办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并发言认为“五一口号”的号召“对于促进民主团结，促进胜利，具有历史的意义”。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刚刚发布的“五一口号”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五一口号”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考虑到《华商报》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它主要是针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各国进步人士为主要宣传对象”，而郭沫若选取了《华商报》作为自己社会活动的舞台，利用陆续发表的作品，进一步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抗战、实现民主的主张。

如果说郭沫若两次20余年的日本海外生活，造就了他早期文学创作辉煌的话，那么1948年前后一年有余的香港之行便规划了他后期政治生活的轨迹，特别是对其后文学创作的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1948年前后郭沫若的香港之行，既促使他真正实现自我精神的蜕变，也孕育了新时期文学创作风格的升华，以《北上纪行》为代表的系列诗作就折射出此种转变。

由香港转道沈阳，由沈阳到达北平，北上之行虽然耗时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这却无疑是郭沫若人生旅途中最畅快的一次征途，抛却了由异国他乡回国参战时割舍不断亲情的煎熬，除去了战时动荡颠沛流离的惶恐，内心充满的是迎接中国复兴的凯旋时刻的悸动与兴奋。1949年1月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北上纪行》十首，抒发了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成果的虔诚颂歌。

《北上纪行》在郭沫若众多诗篇中，并不太被人所关注。这十首五言古体诗，虽然创作于1949年1月，但是直到1950年3月才发表，后又在1950年5月1日的《华北文艺》第4期上重载，再加之该诗组原收入在1953年3月《新华颂》诗集中，但在1958年《沫若文集》出版时，这十首诗歌又被调整到《蜩螗集》中。

《北上纪行》记录了郭沫若“北上”时的所闻所感所悟，但虽名为记事而实则抒情。“诗缘情而旖旎”，情感是诗歌的生命，特别是对于郭沫若这样情感丰沛的诗人而言，情绪的表达永远是他诗歌创作的不竭动力。《北上纪行》表达的情感就是一个“疯狂”诗人精神的回归，带给我们又一次“凤凰涅蓜”式生命洗礼的心灵冲击。

诗歌最终落脚于“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一句。“癫狂”原因在于“我今真解放”，而“解放”应具有多重意味，一是寓意着自我自由精神的恢复。郭沫若在《北上纪行》的小序中，记载着他由香港坐船北上时的情形，特别是“每日饮酒赋诗，谈笑博弈，洵足乐也”，饮酒、赋诗、谈笑都是心情极端松弛且精神极度自由状态下的活动。从此可见郭沫若此时的心境已经不同于战争时期那种焦虑、急迫的情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郭沫若无不把自我的革新同国家人民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弃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他接受党的召唤参加南昌起义，他为了民族的解放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国参战，处处可以看到他振臂高呼的身影，也可以读到他义愤填膺的文句。但自从《女神》之后他原有的自由不羁的诗歌情绪，明显地被低沉愤怒的战斗激情所替代，现实宣传的实用性取代了诗歌内蕴的情绪性，“诗味”不足便在所难免。在胜利曙光的感召下，《北上纪行》再现了郭沫若的心声，实现了自我人生奋斗后的解放，也复原了郭沫若“癫狂”的诗歌创作状态。

同时，“解放”也寓意着民族独立战争的即将取得胜利。全诗反复吟咏“我今真解放”一句，表达了诗人对于将要诞生的新中国热切的期盼和无比虔诚之情。郭沫若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遣词造句的书斋诗人，当面对个人与国家、自我与民族选择之时，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北上纪行》中，诗人阐释了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第一首以“何以答民庥”的问句结尾，而第二至第九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彰显出郭沫若将自我一切归于人民的创造，这也恰恰凸显了1948年“五一口号”内容和实质。诗中“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和平见攻势，摧毁不低眉”等诗句更是对于“五一口号”后中国社会局势发展的真实展现。郭沫若用五言诗体形式、朗朗上口的语调，对“五一口号”历史价值作出的积极响应，也为此口号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上纪行》不仅在精神上恢复了郭沫若诗歌的特性，而且也在诗歌意象的塑造上彰显出他以大为美的美学风格。阅读完郭沫若的诗歌总给人热血偾张之感，这种阅读体验除了来自于他如同山洪暴发、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宣泄外，诗歌中恢弘壮阔的意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女神》中涅蓜的凤凰、奔跑的天狗等超出常人想象的意象无一不震撼着阅读者的神经。《北上纪行》诗组的意象构造同样如此，“波涛”“巨浪”“龙”“海”“沸泉”“雄师”“大军”等无不使阅读者联想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艰难岁月，这些宏大的意象也表达了诗人对“五一口号”后，即将所要诞生的新中国的崇敬之情。

由上海到香港，由香港再到沈阳，最后从沈阳抵达北京，是郭沫若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奔波脚步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他风雨人生真实的写照。他用自己的诗篇，用自己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传播了时代精髓，在对风雨突变的激情岁月的描绘中凸显了无比真挚的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