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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讯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农业界委员认为，国家在不断加大农区投入的同时，应逐步提高惠牧政策，这不仅是生态建设的需要，也是发展“三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来自西部地区及畜牧部门的委员在小组讨论中做了重点阐述。
提高补贴 体现政策公平性
背景:由于人均占有草地资源丰富，劳动力投入低，以前牧民收入普遍超过农民。但近些年来，受全球气候因素影响，草原生态恶化，每亩能打15公斤干草就已是非常好的草场了。加上牧区人口急剧增加，饲养牲畜头数增加，载畜压力增大，牧区生产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中央涉农投入不断增加。两种情况相比较，凸显了惠农惠牧政策间的不平衡。
近年来，政策补贴被视为农民收入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的涉农补贴包括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业保险等14项。其中，牧区能够享受到的政策只有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等4项。根据侯勇跃委员提供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调查数据，当地农区和牧区补贴资金比例为92:1，按现有农村牧区人口状况计算，农民每年人均享受补贴525.1元，牧民人均享受补贴44元。政策对农民和牧区牧民的补贴比例是12:1。除此之外，牧民在实际生活中也比农民承担更多的生产生活成本，在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是农民的2至3倍。各项相加，牧民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农民。
“牧民的配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以前是没有的，刚刚享受不久。牧民也应该有更多的补贴性收入。”尚勋武委员表示。
贾幼陵委员则认为，应该“对于少养牲畜，能够达到草畜平衡的牧户给予奖励”。
据侯勇跃委员介绍，政府正在逐渐认识到惠牧政策的重要性。从去年开始，在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拨款中拿出了一部分用于牧民定居建房，仅内蒙古自治区就解决了1.2户牧民的房款。但是，还有两三万户的牧民没有解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继续提到这项政策，可见中央政府正逐渐推进政策的公平。他希望，在牧民定居工程的基础上，全面完善各项惠牧政策，建立牧区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牧区的交通水电建设和牧民的医疗卫生、教育，以提高牧区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统筹管理 体现政策科学性
背景:从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补贴性收入占比不到10％，但是经营性收入则占比60％至70％。因此，增加农牧民收入的重点，还是要从增加他们的经营性收入着手。
增加惠牧补贴的名目较少，技术性难度大，是提高惠牧政策的重要障碍。
尚勋武委员说，他工作过的甘肃省武威市也有一部分牧区，据他了解，目前牧民有许多生产习惯是不利于增收的。比如养羊，一只羊在青壮年时期是长得最快的时候，在第一年饲养期食草效率最高，到了第二年就会大打折扣，第三年更打折扣。按照市场规律，让这只羊在第一年底出栏，投入产出比是最高的，但是牧民往往习惯于养好几年。这样不仅不利于增收，也给草原带来压力。
“因此，政府的政策性投入如果能更多地从科技兴牧上下功夫，安排比较多的经费努力提高牧民的技术水平，提高出栏率，改变牧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将比提高对牧民的补贴更有价值。”尚勋武表示。
范小建委员认为，有些在牧区已经开始施行并取得收效的政策应该坚持下去，保持一定的政策稳定性。如退牧还草政策，这在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也有所涉及。
贾幼陵委员也赞成这种看法。他同时认为，在农区，农民外出打工性收入所占比例很高，但牧民由于语言、习惯等原因，外出务工存在很大困难。有必要有计划地引导牧民参加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具备从事二、三产业的能力。使牧民能够从草原转移到城镇，减小草原压力就等于增加了牧民收入。
发展产业 体现政策导向性
背景:饲养一只羊单位牲畜的饲养成本从2002年的64.77元增加到2008年的185.65元，增加了近2倍，销售价格却基本不变。一头牦牛与黄牛相比较，不仅产肉量低，生产的时间也更长。黄牛长大一般只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而牦牛则要花上五六年。但在市场上，牦牛肉也卖着黄牛的价格。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政策补贴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虽然上升比较快，但并未实现全国覆盖，即使在农区也有不能享受到的情况。”所以，尚勋武委员认为，提高政策性补贴只能体现国家支牧惠牧的精神和政策平衡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牧民增收的问题。
侯勇跃说，“我认为一头牦牛的价格相当于一头黄牛价格的三至四倍是比较合理的。现在人们提倡食用有机食品，自然放牧的家畜基本没有饲料添加。天然草场出产的畜产品价格在国际上都很高。因此完全可以走一条市场化的路子，把牦牛肉送到大城市作为高消费产品，通过供求手段提高牧产品价格。这对于带动牧民增收，减轻草原压力，起效快，发挥作用更大。”尚勋武建议，政府的投入应在扶持牧区牧业龙头企业、产区品牌保护上多下功夫。
持此类观点的委员不在少数。王海波委员表示，产业化是“三农”、“三牧”发展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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