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政协报    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在漫长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为政智慧。这些智慧将成为我们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循道。道是万事万物之源，也是为政之源。为政之绪万端，一以贯之者，循道而已，其他所有活动均应循道而为。道法自然，人法天道。如果说自然之善在万物生生却纵横交错而无隔阂，那么，国家和社会之善则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纵横交错而无隔阂，引导人向善。凡为政者，必本于此法而求乎斯境。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莫不重视为政之道。例如，荀子就强调，只有得道以为政，方能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反之，则大危也，大累也，甚至有之不如无之。那么，究竟该如何循道而为政呢？概言之，道主一阴一阳，政贵宽猛相济，也就是孔子讲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强调的是仁、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猛，强调的是制、法，所谓一民之轨，莫良于法。但是，强调仁、德，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仁慈包容。仁，如司马光所讲，人君之仁非妪煦姑息之谓也，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强调制、法，也不是一味的严刑峻法，而是在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的基础上，做到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宽猛相济，也就是文武兼重，但其运用要因时因事有所侧重，不能简单化。汉高祖刘邦刚刚得到天下时，陆贾经常在他面前说起《诗》《书》，这位草莽出身的皇帝就不高兴，说：“迺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就给他讲，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再说秦，如果其法先王、行仁义，你还能得天下吗？刘邦一下子被点醒了，他就让陆贾把秦以及过往各国成败原因总结一下给他看，结果陆贾就写了十二篇，高祖每听奏一篇都称善。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败亡的原因，“仁义之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秉公。公是道的本质规定，秉公是循道为政的自然要求，是为政的魂之所在。公的一般含义，如武则天所言，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四时无私为，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公在为政方面的理想样态，就是《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境况：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其他皆有所养等等。秉公为政，从人君的角度讲，就要像尧、舜那样，明于公私之分，其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曾就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一事，明确地讲：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还批评房玄龄说：你今天不论其能与不能，就直言那些人的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秉公为政从人臣的角度讲，就要做到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人臣秉公为政的最高境界是公而忘私，如《康熙政要》所说：为清官者惟洁己不要钱，犹是易事，若论公而忘私，诚为难得。

重民。民是为政之本，重民是循道为政的自然要求。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早就认识到民之于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来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例如贾谊就明确论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得民心者得天下”。汉代刘向曾讲到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说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说“贵天”，桓公就“仰而视天”。结果管仲告诉桓公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宋朝的石介进一步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那么，实践中如何得民心而不失民心呢？孟子的回答言简意赅：得民心有道，所欲予之聚之，所恶勿施尔。这具体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开源富民、简行利民、节用爱民、因时使民、裁力取民等等。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故取于民有度，用之忧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诚哉斯言！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大臣们议论如何止盗，有人建议太宗用重法禁之。但太宗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我应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部为盗，安用重法耶！

用人。人为天下之极，用人乃为政之要，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高度重视人在为政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关键在于人才关乎天下得失。据《史记》所载，刘邦当了皇帝后，有一次跟大臣们论起为什么是他而不是项羽得了天下。高起、王陵等人从“利”的角度做了应对，说陛下您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但刘邦却认为他们的说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进一步说道：要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这里讲的，就是人才在得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人才在治理天下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唐朝时，宪宗李纯曾问宰相崔群，玄宗李隆基之政为什么先理而后乱。崔群就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崔群的这番话，充分道明了用人在治理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用人智慧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人才常有而患不识，识人重在听其言观其行，用人应德才兼备、因才使用、用之不疑等诸多方面。关于人才常有而患不识，唐代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之不常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关于识人重在听其言观其行，《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论得极为精到。所谓八观，即“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气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所谓六验，即“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关于用人应德才兼备、因才使用、用之不疑，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说起“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时，魏征回答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惧兼，始可任用。”论的就是用人方面的德才关系问题。宋朝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最为鲜明，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朝高拱所论是较为周全的，他说：“以才气胜者，用诸理繁治剧；以根本胜者，用诸敦雅镇浮。若夫均衡宰制之任，必德才兼备之人，而阙其一者，断不可以为也。”

忧患。患，无论其显或隐，都如影随形与历朝历代相伴。忧患，自然就是为政者必须内具的一种自觉，或为政的一种心态。古之圣王，莫不常怀此心。孔子就讲：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常怀忧患意识，就要谨其始，虑其终，明察秋毫，防微杜渐。墨子提出“国有七患”：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这七患，足以令所有为政者警醒。《明太宗实录》中也有很中肯的告诫：乱生于治，何也？非治能生乱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乱生于所忽也。是故，天下虽有磐石之安，当常怀陧杌之惧。守满持盈，居高思危，谨其始，虑其终，则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常怀忧患意识，就要以史为鉴，深明治乱兴衰之理。汉朝贾谊对此有精辟之论，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人之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探究中国古代为政智慧，目的是使其成为新时代的为政之资。清朝王夫之说：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于室，无与炤之者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为政也必须“循道而为”，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立足于“人间正道”；必须坚持公权力姓公，决不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人民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来考核、使用领导干部；全党同志必须时刻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