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并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九大又进一步强调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迁，协商民主的功能优势愈益彰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

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民主政治一般由三大要素构成，即价值、制度和程序。价值决定民主政治的目标取向和合法性基础，制度决定民主政治的结构与功能，程序决定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与手段。三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是和谐共赢，这就决定了坚持以协商为价值偏好，兼顾民主过程与结果。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决定了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统一。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的运行模式是坚持选举与协商相结合，这就决定了民主运作程序的能动性和有效性，更加切合实际需要和民众需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的正确选择，其实质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展示现代民主的精神，积极推进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发挥人民主体作用。

（一）重要价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有一般现代协商民主的普适价值，又有现代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应有之义。

一是选举民主模式的重要配套。民主的本义是人民自治，体现民主实质最根本、最重要的是由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在当今中国，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选举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重要事业。同时，还实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通过推选的政协委员组成的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或各党派、各社团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协商会议，行使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进一步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说，以“协商”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民主，是对以“选举”为主要特征的精英民主的拓展与补充，共同构成了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两条重要途径。

二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有力支撑。在当今中国，以选举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以协商为核心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两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也就是说，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的两种主要运行模式，其中选举民主是最普遍、最直观的民主模式，协商民主是最具特色、最基础的民主模式，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民主模式。在新时代社会多元分化背景下，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能够自觉适应形势发展与人民需求，有效回应多元文化对话和多元社会认知，增进多方沟通理解，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努力避免西方宪政主义的困境。通过对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多样化民主功能的整合，彰显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畅通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的有效通道，协调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促进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是行政管理科学的基本手段。在当今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民主的重要选择，而且是行政民主的重要手段。新时代我国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没有必要把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建立在对不同政党及其代表的选择上，而要更加注重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共性问题进行充分协商、民主决策。协商民主作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方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渗透到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发挥着参谋、监督、警示、纠错等作用。尤其是面对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中的表达自由、平等对话、选择公正等难题，通过健全协商民主机制，为公共行政确立“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提供自由平等的参与平台，汇集公开准确的民意信息，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四是基层民主自治的有效方式。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协商民主的形式和价值在基层民主自治中得到不断拓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自由、平等、理性的民主协商，促进了各类基层组织与广大民众之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凝聚了社会力量与智慧，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同时，通过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培育了广大民众的责任意识，畅通了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协调了多元利益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功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功能既带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这是由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1、政治参与功能。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各层次、各领域逐步扩大民众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管理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协商民主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制度化的有序政治参与形式，为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通过协商民主，提升了表达者的理性程度，扩大了参与者的政治影响，增进了民众与党政之间的理解，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

2、决策咨询功能。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鉴于公共决策所涉及的利益主体的广泛性、多样性，仅靠代议制模式下的少数代表的参与是不够的。协商民主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和明确的协商特色，可以帮助决策机构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比较各种方案的利弊，兼容吸收有价值的建议，从而使公共决策更切合民意，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

3、社会和谐功能。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建立一套公正、科学、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对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协商民主鉴于多元社会现实，坚持求同存异原则，通过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充分汇集各方面意见，适时出台兼顾各方利益的政策措施，有效消解各种误解与分歧，达成最大限度的社会和谐。

4、价值整合功能。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共商与共识，最终结果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民主协商的过程是各方理性对话、达成共识的过程，从而体现公共决策的政治合法性，扩大社会认同和民众支持度，同时培育民众的政治信念和社会价值，促进国家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强化社会凝聚力。

（三）基本特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传统，并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1、主导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立在多党竞争基础上，强调协商主体一律平等，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际上难以实现，只是一种原则要求或政治愿望。而在当今中国，中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在协商民主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共的主导性体现在协商民主的各个环节，包括负责提出和确定协商议题、选择协商时机和组织形式、规范协商程序、集中协商意见、反馈协商结果等方面。但这种主导不是居高临下、独断专行，而是在平等参与中主导、在各抒已见中指引、在充分民主中集中，促使国家政治和公共决策更加科学有效。

2、政治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侧重于国家的立法与决策等公共领域，强调的是普通公民平等自由理性地参与民主协商。而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更多地侧重于政治领域，强调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坚持以政党和社团为主体，开展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并有配套的制度保障。当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也逐步拓展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领域，成为行政决策和社会管理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3、配套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对选举民主模式的反思和修正。针对选举民主模式对选举主体资格的忽略、选举过程民主的忽视、反映民意渠道的单一、民众沦为投票工具等弊端，分析协商民主所具有的主体自觉性、程序民主性、参与多样性，以及兼顾协商过程与结果、统筹多数与少数意见等优势，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新模式。在当今中国，选举与协商是两种重要的民主运行模式，各有优势，相互配套，密不可分。其中选举民主体现的是人民的选择与监督，行使的是国家权力，带有根本性，是一种硬权力、主渠道，具有法律效力。而协商民主体现的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话语权），是人民民主的延伸和拓展，具有广泛性，是一种软约束，是重要的配套手段。

4、高效性。西方协商民主核心是指协商过程中，参与者自由公开地表达或倾听不同意见，通过理性地、认真地思考，审议各种理由，或改变自身偏好，或说服他人，进而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的政治合法性（正当性）。其实，在多元分化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利益矛盾与主观偏见，这种协商难以达成共识，效率可想而知。而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既充分发扬民主，注意防止参与不众、决而不议现象，又强调高度集中，切实避免各执一端、议而不决的局面，从而提高了决策的效率与质量。

5、规范性。西方协商民主兴起于20世纪后期，是古典协商民主的复兴，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完备的运作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已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法制体系，从而保证了协商民主的运行规范有效。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现实条件

协商民主是中国和谐文化传统的在政治上的重要体现，从远古时代的部落会商仪式、封建年代的朝议制度、民国初期的议会审议，无不包含协商民主的元素。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统一战线的重大影响、政党联盟反专制的斗争方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等，构成了中国协商民主生长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尤其是经过40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协商民主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一）客观环境变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社会多元化。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同质的一元化的结构逐渐向异质的多元化结构转变，社会主体呈现多样性和复杂化，不同利益主体在政治认同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的隔阂日益加深，从而产生了多层次、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使价值整合和利益调适的难度明显增大。协商民主适应社会多元分化的现状，主张社会主体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组织民众进行公开、平等、自由、理性的对话，支持多元社会力量进行合法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整合各种信息资源，体现不同利益诉求，克服有限理性不足，提高了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可以说，对民主协商价值的偏好，不仅是我国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取向，而且是基于新时代社会现实对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

二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方向，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形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决定了民主政治发展必须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无疑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坚持以中共为主导，以政治协商为核心，以公共决策科学化为重点，以基层自治为基础，积极推进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与成本，符合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本质要求。但是，由于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尚处于初级阶段，行政力量过于强大，法制体系不很完备，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氛围也尚未完全形成，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协商民主的发展。

三是民众主体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广大民众的主体理性、平等观念、权利思想、法制理念等日益强化，政治参与的热情不断高涨，民主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顺应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体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原则，明确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与责任，拓展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从而保障了民众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中国几千来的封建专制所带来的民主政治传统的缺失，尤其是民众对政治的若即若离态度，以及协商能力的缺乏，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一些不利因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二）主要特色呈现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产生了解放区“三三制”、协商建国（新旧政协）和协商治国等实践成果，最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

广泛参与，就是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不同于精英民主，其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凡是中国公民及合法的政党、社团都享受民主权利，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协商。

平等讨论，就是参与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主体，不论是政党、社团和公民，在政治、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拥有相同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能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共同参与有关公共决策的协商。

求同存异，就是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建立在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不同观点的充分讨论，尽可能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中谋求共识。

统筹兼顾，就是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既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既要“面”，又顾“点”；既照顾各方面利益，又突出公共利益最大化。

科学决策，就是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不仅是赋予决策程序的合法性，而且注重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三）实现方式创新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的实现途径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四种形式：

一是政治协商。这种协商主要发生在国家政治层面，由中共主导，以人民主权、民主和谐、合作共赢为基本价值，是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具体有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两种基本方式，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政党协商，主要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政治协商。如通过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咨询、重大事项通报、重要活动参与、重要信息直通等制度，促进了政党合作规范化、制度化。政协协商，主要是通过人民政协的平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政治协商。包括常规协商、专题协商、界别协商、议事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形式，充分发挥政协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作用。政治协商的内容政治性、政策性较强，主要包括区域性重大政策的制定、重要干部人事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等，是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最高层次，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

二是立法协商。这种协商主要发生在立法领域，一般由设区市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着重就立法工作计划及具体立法事项进行民主协商。重点是健全了立法论证、听证、评估机制，探索了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参与的立法论证咨询机制，完善了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随着立法权的下放，立法协商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

三是行政协商。这种协商主要发生在政府治理范畴，由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组织，往往就相关具体的公共决策进行民主协商，主要有公开听证、决策咨询、民主对话、媒体讨论、电子政务等形式，是推动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有效解决了传统公共决策过程中缺乏民众参与和社会公正等弊端，积极探索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实现路径。同时也促进了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保证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顺畅和有效。行政协商的内容涉及面广、关注度高、针对性强，主要包括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卫生、文化、城建、交通、社保、就业、环保以及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敏感问题。

四是社会协商。这种协商主要发生在社会自治领域，一般

由城乡社区和各类社团组织，侧重就所在区域或组织内部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协商，主要有商谈会、听证会、评议会、居民论坛等多种形式，是社会多元共治和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手段，为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平等机会，促进了基层治理民主化、规范化、科学化。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主要取

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中华传统的“和合”、“中庸”思想为协商民主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政治制度为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背景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指导原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既要遵循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适合新时代中国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必须坚持四项原则：

 一是坚持主体平等与中共主导相统一。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必须建立在主体平等参与、充分沟通协商基础上。虽然中共是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证。但是作为协商主体，中共在政治法律上与其他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应充分尊重各协商主体的民主权利，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二是坚持立足国情与学习先进相结合。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价值，具有普适性。但是实现民主的具体形式，又有特殊性。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对民主价值的理解也不同，实现民主的方式更不同。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坚持和发展协商民主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注重利用各种政治资源，不断探索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富有特色和优势的价值取向和实现方式。同时，也要积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三是坚持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衔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当代中国两种主要的民主范式。虽然协商民主在中国具有先发优势和特殊作用，但也不能忽视选举民主的功能优势和基础作用。在推进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要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两种民主范式之间的关系，促使相互对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四是坚持政治协商与其它协商相配套。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制度，有丰富的具体内涵和灵活的实现形式，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完善。政治协商作为高层次的协商形式，在我国协商民主中具有特殊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公共课题还需要创造其它丰富多彩、灵活有效的协商形式，从而使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范围更加广泛，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活泼，成效更加显著。

（二）总体思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既要立足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又要适应现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态势，注意把握三点：

（1）推动协商民主从保护型向治理型转型。自觉适应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使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不仅关心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与社会事务的程度，而且更加关注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努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使权益政治向公益政治转变，有效控制行政权力非民主化倾向（限制官员自由裁量权），为社会治理型民主提供制度平台。

（2）坚持协商民主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提供通道。坚持中共在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力量之间的组织协调作用。尤其要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职能，明确公民与社会的作用，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确定公共权力与人民权利的边界。同时，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机构、中介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3）促进协商民主建设中民主化与法治化的有机统一。在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中，协商主要不是政治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种确保人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安排。可以说，协商民主的过程是弘扬民主精神、培育公民理性、实现科学决策、强化执政基础的过程。既要切实注重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建设，努力为社会主体的政治参与提供科学有序的民主通道和操作程序。同时，更要高度重视国家和社会法治建设，完善各项配套机制，尤其要进一步处理好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切实从法制上保证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三）主要举措

根据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举措。

（1）培育主体自觉。提升协商主体的道德素养与协商能力，是推进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所在。针对我国协商民主面临的缺乏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主体理性和协商能力不足、协商的共同价值原则和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公正的协商制度不完善、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等问题，必须加大公民社会建设力度，进一步注重民众素质教育，积极扶持政党和社团发展。尤其要大力培育社会主体的民主意识、道德观念和协商能力，进一步扩大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一要强化民主党派的政党意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撑。现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政党基础之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越彻底，政党就显得越重要。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切实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既要主动参与国家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协商，又要高度关注社会民意的汇集和反映，充分发挥政治协商的主体作用。当然，中共作为执政党，也要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坚持平等协商、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协商民主中的主导作用。二要强化社会团体的政治意识。各类社团是社会化组织，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切实履行社会自治功能。既要积极参与公共决策的民主协商，又要组织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充分发挥社会协商的主体作用。三要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基础，要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培育公共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正确履行民主权利，努力提高民主协商技能，切实防止协商民主精英化倾向。

（2）完善配套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配套机制，是推进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保障。结合工作实际，主要把握两个重点：一要健全协商民主法制体系。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需要政治权威的主导和完备法律的保障，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尤其要坚持和谐共赢的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健全政党民主协商制度、人大和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公共政策民主协商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着力构建国家政治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二要健全协商民主运作机制。坚持从规范协商程序入手，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建设，注重对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领域的过程设计，不断健全利益表达、民意集聚、政务参与、信息公开、监督反馈、民主评议等机制，积极推进协商关系法制化、协商主体平等化、协商内容明确化、协商形式程序化、协商方案共识化、协商结果实效化、协商环境和谐化，切实提高协商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3）创新协商平台。构建灵活有效的协商平台，是推进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要健全政治协商配套机制。尤其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参与重大决策、重大活动等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主渠道作用，积极推进政治协商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二要创新行政决策活动载体。自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行政决策的民主协商机制。通过吸纳精英、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媒体讨论（网络问政）、民主评议等形式，充分汇集民意和智慧，不断推进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三要探索基层社会自治平台。建立完善信息网络系统，组织开展居民论坛，积极推行民主对话、民主议事、民主听证、民主评议等活动，不断激发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进一步落实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4）营造社会环境。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是推进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形态，要善于整合现代社会资源，切实凝聚社会共同价值，大力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一要注重公民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确立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把民众权利作为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把民众利益作为政治评价的最终目的，注意通过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等导向机制，促进公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积极吸取现代先进民主政治理念，大力营造平等、自由、理性、包容、妥协、共赢的文化生态，努力防止自以为是、排拆异见或不负责任、应付了事的倾向。二要优化社会舆论氛围。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协商民主的社会舆论导向，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宣传网络体系，切实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政策法规的宣传，积极为民众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持，不断拓展民众参与政治的广度与深度，大力推进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