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广大人民群众多年的期盼和呼声，承担的是国家改革试点，肩负的是先行探路责任，意义十分重大。前期，我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构建协同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为重点，融合“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深化“一支队伍管执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一是部门之间审、监、罚权责衔接还不畅，监管缺失难题还未解，协作机制仍不完善。行政处罚权能调整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统一行使后，同一事项的许可审批、日常监管与违法处罚因“大综合一体化”改革而分属于不同部门，导致对于同一行政审批事项事后监管与违法处罚存在衔接难的问题。监管的没有执法权，具有处罚的综合执法部门日常又没有或不能监管。部门之间协作机制尚不健全，直接影响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效能。

二是执法下沉人员与体制编制之间的矛盾，执法力量不足、能力不够依然存在，执法规范性有待提升。“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主要是从职能划转和执法下沉两个层面进行设计。目前划转和下沉的人员，全省有50%以上人、编尚未一致。乡镇街道从事法制审核人员普遍不符合资格要求，乡镇街道执法面临重大程序违法问题和行政诉讼败诉风险。

三是大综合改革与市场主体合规管理、部门监管难以同步，市场主体受检压力不减反增，改革获得感有所降低。随着执法事项不断划转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从单位检查的“频次”上看较原来有大幅压缩，但伴随划转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能日益增多，部分市场主体反映受检压力反而较改革前增大了。同时，由于执法与监管分离，原有执法对于监管的促进作用弱化，市场主体的合规进程反而有所减缓。

四是上级部门执法改革指导相对不够，执法职责梳理、执法流程规范、执法人员使用等存在不足。有关涉及县乡两级的行政执法级别管辖问题，亟需尽快在省级层面上予以明确规定。部分乡镇把下沉执法人员当“救火队员”东挪西用，下沉执法力量不能确保主职主业，驻村联企、扶贫帮扶等工作挤占了一部分执法工作空间。

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完善行政监督问责和部门间协作对接机制

一是明确业务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责任，从整体政府治理理念出发，妥善处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防止推诿扯皮将监管压力推给执法部门。二是强化行政监督问责和部门间协作对接机制，加强执法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信息双向反馈。三是进一步优化部门间协作对接机制，加强部门间的融合集成度。

二、进一步健全完善派驻下沉执法人员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分级分类执法模式

一是实现人、编与考核指标统一。加快下沉执法力量的编制与人事制度完善，建立与执法力量下沉相适应的人事制度，做到人、岗、编一致，并及时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等制度。二是同步提升执法力度和温度。推广运用“首违不罚”清单，对违法程度较轻、社会危害较小的行为以柔性方式进行执法。对受检对象进行分类，实现既打击违法又促进合规发展的平衡。三是整合资源，完善合法性审查机制。整合划转事项部门原有法制审核人员，同比例下沉赋权乡镇（街道）承担法制审核工作。四是借助社会专业力量，强化政府合规服务采购。可引进律师驻基层模式，作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有力支撑。

三、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加强执法衔接，提升执法协同水平

一是共享审批、监管和处罚信息，实现信息线上共享、线上流转，既作为处罚部门数据支撑，也作为事后监管参考。二是实现审批与监管线上协同，全面推广使用统一的数字化业务平台，让划转到一起的综合执法事项在统一的行政处罚系统流转运行，以统一执法平台为基础，植入行政执法监督功能，实现案卷线上审查与评查、线索线上发现、整改线上反馈。三是明确职责，加强监管执法衔接。进一步厘清部门、赋权乡镇、其他乡镇各自的执法责任。明确审批、监管与执法的职责，制作权责清单予以公示。明确监管执法衔接职责，监管、执法部门均可受理对应的投诉举报，强化工作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