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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礼赞——追记省政协机关离休干部何其同志
发布日期:2021年05月27日  来源:联谊报   作者:周霜 何于盛    时间: 版面: 字号:[][][]

据联谊报    20多年不变的遗嘱

今年4月伊始,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医生戴琦,接连做了两台角膜移植手术,帮助两名患者重获光明。“在浙江,角膜的供需比差不多是130,每一片角膜都格外珍贵。”尤其是得知这对角膜来自一位93岁的老人,戴琦在接过角膜的那一瞬间,深深地鞠了一躬。

就在角膜移植成功的那几天,这位老人的大脑也顺利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以供科研。

这两个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老人的家人。那一刻,他的儿女五味杂陈,有伤感,更有欣慰:“父亲20多年不变的遗嘱,实现了;父亲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

这位无私捐献的老人就是省政协机关离休干部何其同志。早在19971月,他就写下了这样一份“毫无保留”的遗嘱:

“不开追悼会,不搞任何形式告别仪式;遗体捐赠医科大学,供解剖及作标本用,无所谓保留骨灰,更谈不上建墓穴;一切按政策制度办,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当时,何其已患心脏病多年,身体几次出现状况。他觉得,有些想法,须早作交代。

遗嘱一式两份,一份交给省政协办公厅,一份由家人保存。

他儿子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父亲特地把他叫到家中,递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是薄薄的两张纸,上面是父亲的亲笔书。

仔细一看,是这样一份不寻常的遗嘱。此前,何其从没透露过遗体捐献的意思,也没和家人商量过此事。

稍稍定了定神,他儿子又觉得,这就是父亲一贯的做派。

“父亲就是个唯物主义的践行者,在我们何家,没有清明扫墓这一说。”当年,何其的父亲在上海去世,何其只身赶去料理,不建墓穴。无怪乎何其在遗嘱中言辞凿凿:“1986年葬父,已开先例,我绝不应倒退。”

“他认准的理、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改变。”家人们对何其的“执拗”有着深切的领会。

坚定毅行的“学霸”

何其同志1929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做过地下党,参加过四明山抗日游击队,在宁波组织过办报,在浙江省广播电台担任过领导职务,1978年到省政协机关工作。“父亲一直是个思想先进、执着真理的人。”

“父亲在家时总是在读书。”何其的一对儿女说,小时候,父母都在宁波办报,家中就数书多、报纸多。除了专门的书房,各个角落里都能看到书,客厅里、餐桌上,就连卫生间里也叠着高高两大摞。

家里的读书氛围浓厚,何其常常与子女分享阅读的方法。因为热爱学习,很多新鲜事物,年轻人还没搞明白,他已在尝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子女就应父亲的要求,为何其配上电脑。到后来,有了博客、微信、支付宝,他都玩得很溜。住院期间,何其是医院里出了名的“网购达人”,上网订书报杂志,买他爱吃的食物。

何其的女儿由于工作原因,身在海外,每周六是与父亲固定通话时间。“以前是电话联系。近些年,他玩上视频通话,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在女儿眼中,父亲特别爱学习,懂中医、会打太极拳、能说日语,有时候视频通话时,他还向外孙女学习瑞典语。

省政协办公厅老干部处一位负责人对何其的印象是“完全不像90多岁的人”,彼此的交流,多是通过微信进行。“每次微信,他回复很快,还经常分享他看到的好文章。”

何其自我要求高,对子女教育也很严。“此生此世,与党的事业永不分离”,他经常说,个人荣辱与党的兴衰成败密不可分。经他长期教育熏陶,一双子女都入了党。

何其离休后出国旅游的几个小故事,也让家人难忘:在欧洲,他说哪里都可以不去,但一定要去巴黎公社看看;在瑞典住了一个月,他几乎天天坐公交到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报到,只因在那里能看到《人民日报》……

能作贡献就是幸事

对于政协事业,他满怀深情。1979年早春,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春天,浙江省政协召开常委会会议专题学习全会精神。“江汉春风起,冰霜昨夜除”,何其心潮澎湃,深情撰文记录当时会场的景象与委员们的建言。在省政协机关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何其初心如磐,写道:“不辜负千载难逢盛世,不辜负一生中最后的黄金时代,为党的形象增添光辉。”

何其去世后,因为医院ICU病房没有处理过遗体捐献之类事务,是浙江红十字“生命之舟”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副队长朱强荣全程参与指导,完成了老人的遗愿。

得知何其20多年前立遗嘱,作出了这么“前卫”的决定,朱强荣直呼“想不到”。“那时候,身后捐献刚刚起步,很多人不理解。我去广场上做相关公益活动,还有人跑来骂我。”

还让朱强荣“想不到”的是何其家人的理解与配合。朱强荣现场征询何其家属是否增加角膜和大脑捐献时心中忐忑,因为类似的情况被家属拒绝是常事。何其的家人却果断表示同意:“这类捐献也一定是他所愿。”

大脑捐献手术由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高级实验师任国良完成。在1997年,何其就与浙江医科大学(今浙大医学院)签订了自愿遗体捐献登记表。翻看已经泛黄的登记表,“本人意愿”栏中写着“淡化丧事,为医疗事业作些贡献,或解剖或作标本,全由医大处理”。任国良对20多年前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

当年,任国良和同事们进社区开展科普。“那会儿,何老就透露出很强的捐献意愿。”任国良与何其有过几次交谈,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清楚何老的具体身份”。直到签自愿遗体捐献登记表时,任国良才知道,这位老人是省政协的一名老党员。

“爸,您放心吧。”收到浙大医学院将何其之名镌刻在无语良师碑的消息,他儿子走进老人生前最爱待的书房里,想起父亲病床前几次叮咛:“没有其他心愿,务必按遗嘱处理后事”;想起父亲曾毫不避讳地将自己“解剖”一番:角膜、大脑都能用,得过癌症和帕金森综合征,也能用作病理分析;想起父亲说的:日升月落,草木枯荣,自然规律而已,“活时好好活,死后亦能作些许贡献,实属幸事”。

这就是何其同志。他没有豪言壮语,却用“甘做红烛照来人”的品格和人间大爱,诠释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真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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